我不是白安

啊……辣鸡文手在线哭泣

【斗胆考据】数珠丸恒次、《法华经》与日莲宗(三)

深川饭:

诸注意见前篇:


【斗胆考据】数珠丸恒次、《法华经》与日莲宗(一)


【斗胆考据】数珠丸恒次、《法华经》与日莲宗(二)




下一章才到镰仓佛教和台词考据,本以为能很快就完成平安佛教篇的(完 全 想 多 了)


虽然平安佛教很重要,但还是建议等完结篇出来再倒过来看吧。


下章是完结篇!我发誓!这次是真的!




(本篇开放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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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安二宗,日本佛教的奠基之所




终于要到平安佛教了!在开始写这一个系列的时候,友人说觉得一定会爆字数,结果果然爆字数了......说实话我也希望快点进入镰仓佛教的“正题”,但是比起奈良佛教,平安佛教才是不得不提的重要部分啊!


普遍的状况是,即使在日本,人们也更多地将目光投向镰仓时代道元、亲鸾、日莲等人的新佛教。相对地,针对平安佛教的研究要迟缓得多,乃至对镰仓时代旧有佛教宗派的研究也不够重视。但事实上,以最澄(西元767-822)、空海(西元774-835)及其弟子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平安佛教,为后世日本化的新佛教奠定了宏大的基础,甚至影响了日本人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天台宗更是培养出了融通念佛宗、净土宗、净土真宗和日莲宗等新佛教的教祖,不可谓不厥功至伟。


在论说平安佛教之前,先来回顾奈良后期发生的一些事件。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律令制社会受到了威胁,譬如玄昉和道镜的干政、寺院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僧尼增加、滥造佛寺带来的国财空耗......在此之后,光仁天皇和桓武天皇先后对佛教界进行了严厉的整顿和改革。其中,光仁天皇废除了禁止僧尼在山林修行的禁令,为后来发展出独特的修验道提供了机会;桓武天皇更是决心迁都,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旧有的佛教势力。迁都后,天皇没有让一间寺院从奈良迁到平安。后来对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引进,也是为了利用二宗与旧有宗派抗衡,改变佛教的布局,更广泛地利用佛教的教义来维护统治秩序;同时,他们亦希望通过祈祷、修法来保佑皇室与国家。这就是平安二宗被扶植的缘起。


平安时期的佛教呈现出新旧交映的现象。南京(奈良)以东大寺为中心的华严宗在短暂繁荣后迅速衰落,六宗中势力最大的是获得藤原家兴福寺庇护的法相宗;在北京(平安)则是天台宗和平安宗分庭抗礼。桓武天皇的改革没能从根本上遏止土地兼并和僧侣跋扈,在平安中期之后各寺院拥兵自重,形成僧兵的独特现象,大寺院之间武装冲突不断。


话题转回天台宗和真言宗。回顾两宗创始人的生涯,几乎只能用drama来形容。两人生活于相同的年代,一个是年少成名深得前朝天皇器重,于佛理上却有追求极纯粹的部分,甚至不惜与他宗交恶的最澄;一个则是八面玲珑的后起之秀,讲求兼收并蓄乃至不辞妥协的空海。两人乘坐同一船队的不同商队入唐,又几乎同时回到日本开宗宣教,曾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友好往来。但随着教理上的矛盾渐渐显现,加之最澄在新天皇面前的失势,两人的交往最终因一位由天台宗转投真言宗的弟子而终结。在断交后,最澄又与旧佛教法相宗的学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几乎是满身疮痍的失意中死去,而空海则平顺地经营着高野山的道场。在最澄圆寂后的第七天,朝廷终于允许了他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的请求,然而——他也无法亲眼见证这件事了。


命运交相辉映、性格也截然不同的两人,无疑是将两宗的思想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非常有趣的是,虽然陷身于论辩的最澄最后无法完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而空海却做到了这一点,但若是纵观两宗的后续流变,我们会发现真言宗在后世的思想史上几乎呈现停滞状态,而天台宗却依然能有许多新的理论发展。不过,若是最澄知道在自己死后弟子圆珍和圆仁都先后倒向密教,大概会气得把棺材板掀起来吧。




◆天台宗:




●创立:


天台宗创始人最澄的前半生可谓是顺风顺水。他以实现“上求菩提,下救众生”的菩萨行为自己的目标,脱离奈良佛教界独自到比叡山修行,又因此得到了桓武天皇的赏识,成为内供奉。延历二十一年(西元802)桓武天皇有意扶持天台宗发展,最澄知道后立即请求派他入唐求法。于是,在延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最澄携弟子义真两度出海,第一次因为风暴折回,第二次船只成功到达唐的明州(今浙江宁波)。


入唐后,他先后从台州天台座主道邃处受天台宗教法和大乘“三聚大戒”、从佛陇寺行满处受天台教籍82卷、并从禅林寺受禅法、从越州龙兴寺受密教灌顶,这就是日本天台宗所谓的“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不过,从后来最澄再度接受空海的灌顶来看,他在唐期间接受的密教知识应该是不足的,这才使得他不得不向空海求教。并且,他学习的天台教法来自道邃,道邃又师事湛然,此时的天台宗教学和智𫖮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这是我们应该有所了解的。




●主张:


这部分将先阐述在中国天台宗就已形成的思想,再阐述传到日本后发生的流变。从天台宗的理论中,可以窥见其对后世日莲宗的深远影响。




(1)五时八教的判教论:


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了解决大乘佛经里说法的矛盾,出现了各种教判理论,而智顗的“五时八教”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五时”的意思是,佛的说法是有顺序的,最初佛向大乘菩萨讲述自己所觉悟的高深之法,即《华严经》,这就是“华严时”;其次为小乘根机浅的人讲《阿含经》,这就是“阿含时”;然后讲大乘佛法,引导小乘人向往大乘,这是“方等时”;再后是讲《般若经》的“般若时”;讲《法华经》、《大涅槃经》的“法华涅槃时”,到了这时,佛祖才直抒本怀,讲的是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说法。而“八教”则可以按照教导众生的方法分为化仪四教、或按照依众生根机而教导的教理分为化法四教。




(2)中道实相论:


前面说过了,虽然完全没说明白但也不会再多作整理啦!这里就简单重复一下。


世界万物由因缘合和而生,是空幻不实的,但它们依然作为“假有”而存在,如果看到它们亦空亦假的两方面,就达到了“中道”的认识。此“中道”是万物的“实相”,超越世俗认识的绝对真理。智𫖮称,“中道实相”是与真如、法性、佛性、如来藏同义的。




(3)一念三千:


智𫖮提出“一念三千”作为体认中道实相的禅观理论。他说“修禅定”以“观心”最为重要,而观心主要是观想“一念三千”的境界。


一念三千,指一念之间,三千诸法同时具足。一念就是心理活动最短暂的片刻,只此一念之心,就具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十法界,十法界互具成百法界,每一法界各有十如、三世间,故成三千法界。


也就是说,一切物质现象和一切精神现象不外乎一念之心的产物。通过观想这三千法界空的方面(空谛)、假的方面(假谛)、中的方面(中谛),得出三谛相辅相成、圆融无碍的结论,就可得到最高的智慧。




(4)性具善恶:


天台宗认为有情众生性具善恶,恶人通过修行可以生“善根”达到解脱,佛有“恶性”可以深入世间,用“诸恶法门”化度众生。




(5)一乘真实,三乘方便:


大乘佛教中有“权教”和“实教”的概念。权教又作方便教,是佛顺应众生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权宜说法;而实教,顾名思义就是真实之教。各宗派在教判中,对于哪些是权教哪些是实教、乃至佛说法不同时期的划分,均有不同的看法。


以《法华经》为根本的天台宗认为,佛在《法华经》中的说法才是实说,其他诸经中的说法都是权说。并依据《法华经》提出“一乘真实,三乘方便”,认为在三乘外别有一大乘。后来,最澄就这个问题与法相宗学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就要留待下文再叙。


三乘:《法华经》中提出,佛向众生宣讲的不同法门,可根据众生的根机对应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种。前二乘急于解脱三界轮回之苦,不情众生,而菩萨乘则兼顾自利和利他,所以前二乘都是小乘。




(6)本门、迹门


天台宗将《法华经》分为“本门”和“迹门”。从序品第一到安乐行品第十四的部分称为本门,其后的部分均属于迹门。“迹门”即垂迹的佛,也就是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顺应众生的根机,行菩萨行向众生说法的释尊;而“本门”指的是在久远的往昔已经成佛的释尊,是佛的本来面貌。打个比方就是,“本门”里的佛是佛的本体,而“迹门”里的佛,是佛顺应各种情况在世上形成的化身。


这种对《法华经》的划分方法为日莲所继承,后来由此发展出了日莲宗自己的教义体系,这就要待之后再叙了。




以上提到的就是在中国发展时天台宗已有的思想,但最澄对此绝不仅仅是全盘照搬。除了结合禅、密以外,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张。




(1)真俗一贯:


谈到佛教,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出家”和”弃世”。但是,最澄却一直将“护国”作为自己的使命,主张真与俗,亦即佛教与世俗的权力合作以建立一个理想的佛教国家。看到这样的观点,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没错,后世日莲提出建立佛国的主张,是可以在他曾修习过的天台宗里找到渊源的。


实际上,在日本,直到中世纪,世俗的国家权力与佛教力量往往在密切结合中同时发展。在这一点上,与佛教很快就与国家权力分离的中国是不同的。最澄提出“真俗一贯”,同时主张建立大乘教坛(这点留待下文解释),对自奈良私度僧而起的那种轻视戒律的倾向,给出了自己的论证:只要能够确立菩萨的精神就可以了,不必拘泥于于生活规律相关的戒条。受这种理念发展的影响,与在寺院中修行相比,日本的佛教更倾向于深入世俗中发展,他们认为这才是能体现大乘精神的。后世僧人日益普遍的食肉带妻现象,也可以从这种主张上来追溯。


最澄主张其大乘戒的同时,判定南都佛教为小乘佛教,采用了二元论的,二者择一的方法。这种把对象设计为二者择一的结构,从而强迫予以选择的方法,其后也被镰仓佛教的祖师们所采用。乃至到本觉思想的以一元论观察世界,全面予以肯定。日本佛教这种二者择一的方法,与中国佛教主张禅净双修、教禅一致那样采取综合性的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并不能简单地说最澄就主张出家人世俗化。事实上,他是要求僧人进行比南都佛教要严格的修行的,从弟子受戒后需在比叡山闭关十二年修行就可以看出。若要将某些后世的看法归到他身上,他本人也未必能有如此大胆的理论发展。


此外,在镰仓和江户时代,日本佛教也曾有过振兴戒律的运动。可以说,日本佛教就是在不同观点的角力和互动中发展的。




(2)大乘戒:


最澄在晚年时,提出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受戒的学僧无需再下山受原有的小乘戒,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直到最澄死去,他也没能亲眼见证大乘戒坛的设立。那么,为什么戒坛会成为争论的一大问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先搞清楚在日本佛教的授戒制度是怎样的。


戒律,即是出家人共同体必须遵守的规则。部派佛教时期的各派均有自己的戒律。今天,就一般而言,南传佛教遵循上座部律,藏传佛教遵循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律,而中国与朝鲜使用法藏部的《四分律》。各个部派都有自己的律藏,而大乘佛教没有独立的律藏。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大乘佛教本身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团,而是在与部派佛教的共存中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思想的。大乘戒也不像部派的律藏那样具有充分的体系性,故无法用它替代部派的律藏。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一样的。除了早期传入的佛教以外,中国佛教是清一色的大乘佛教,但在戒律方面却采用部派的律藏。唐代的道宣(西元569-667)在《四分律》的基础上整理了中国佛教的戒律制度,这一制度后由鉴真传入日本。在最澄建立大乘戒坛之前,日本使用的都是这一套依据《四分律》制定的授戒方式。可以认为,这一戒律的立场虽为部派的戒律,但如以大乘精神是用之,也可视为是大乘的戒律。


在当时的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正式僧人,首先要受简单的十戒,成为沙弥(见习僧)。但要能得度,必须先得到国家的许可,再到指定的戒坛受具足戒。具足戒才是正式的“从业资格证”,需要“三师七证”十人才能进行,审查是非常严格的。此外, 国家每年许可剃度的人数是限定的,这称为“年分度者”。


最澄提出的,是采用来自《梵网经》、主要授给在家众的大乘梵网戒来代替具足戒。若采用了大乘戒,僧人的见习期将大大缩短,剃度门槛也将随之降低。除了教理方面的原因外,当时日本全国的具足戒授戒坛均由奈良佛教把持,最澄要求建立自己的戒坛,亦有欲摆脱奈良佛教势力的意图,这立即引起了奈良七大寺和旧佛教势力的激烈反对。但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产生产生疑问了:既然真俗一贯,为什么还必须要出家呢?


最澄给出的解释是,具有道心的大乘修行者才是“国宝”。在此,“国宝”一词具有重要意义。“国宝”是“六条式”中最早提出来的名词,指在精神方面指导国家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国宝”。要建立国家,除了俗道的君子,还必须有佛道的菩萨,亦即名为“国宝”的领袖。把“真”亦即出家菩萨,与“俗”亦即在家菩萨(君主)的力量合起来,在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同时,指导人们走向觉悟,这才是大乘菩萨之道。由此便可实现一乘思想的理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最澄想要减少僧人们出家修行的义务,在他看来,与其作为沙弥过见习僧人的生活,不如尽早守戒,以大乘菩萨僧的自觉,从此进入真正的修行生活。


只有能够救济世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菩萨——最澄所心怀的这种理想、以及为理想而作出的不求全身而退的斗争,直到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感人。而佛教制度走向世俗化,也的确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影响。直至今天,台湾和大陆的僧人中,仍然有很多人不认可天台宗僧人的“出家人”身份,至于这究竟是不是值得认同的......就交给各位自己来深入探讨研究了。




●与真言宗教祖空海的关系:


平安二宗的两位创立者、担负起日本佛教界滥觞的双雄,恰巧都生活在于相同的年代——最澄出生于西元767年,而空海出生于西元774年,两人相差仅仅七岁。但迥然相异的性格和际遇,将他们导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也决定了两个宗派之间无法弥合的巨大差异。讽刺的是,在他们死后,命运的戏弄并没有停止。他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对继承人们来说究竟福兮祸兮,也只能任我们这些后人来评述了。


与很早就受到瞩目的最澄不同,空海在人生最初的阶段里,是以籍籍无名的私度僧身份进行修行的。从青年空海二十四岁的处女作《三教指归》中,可以看出他不凡的学养和语言能力。西元804年,这位无名天才和最澄一同加入了第十六次遣唐使的队伍,一行人分乘四艘船从肥前国出发,向着大洋彼岸的唐驶去。途中,船只遇到风暴,平安抵达明州的只有最澄乘坐的第二船;而空海乘坐的第一船漂流到了福州。剩下两艘船一艘折返九州,一艘失踪在茫茫的大洋里。恰好只有两人乘的船到达了唐,这又是否是上天的有意为之呢?


如我们所知的,入唐后,最澄以天台山为中心接受了教义和佛典的传授,但最终并没有踏足都城长安;而空海在长安继承了当时最新的密教,在师惠果圆寂后回国。两人在唐停留的时间都仅有一年(西元806年回国)。虽然天台宗宣称自己完成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但实际上,最澄在唐期间所学习到的密教知识是不够用的,这就成为了他和空海交往的缘起。


最初,两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时常有书信往来,内容主要是最澄向空海借阅密教的经典。弘仁三年(西元812年),空海于高雄山寺建坛,为最澄和他的弟子们举行了两部灌顶的仪式。此时,真言宗在佛教界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而当最澄最大的理解者和支持者桓武天皇于西元806年去世时,最澄和空海两人的处境迅速地对换了。继位的平城天皇、以及其后的嵯峨天皇与空海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最澄反而逐渐被朝廷边缘化。又在弘仁四年(西元814年),最澄派弟子向空海借经遭到拒绝,空海于回信中斥最澄所求之法为非法、认为显密二教不可等同。到了这时,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压垮他们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最澄得意弟子泰范的出走。弘仁七年(西元816年),泰范欲长留空海门下学真言教法,最澄写信催促他归来,在信中提到:“法华一乘、真言一乘,何有优劣”。空海代替泰范回了这封信,(句子比较长这里就不誊了)内容直指天台所传显教为权宜教,而真言宗所传的密教才是真实教。从此二人绝交。


绝交后的二人,彻底朝着不同的方向分道扬镳。空海平顺地经营着真言宗的高野山,同时获得许可在东大寺建立了灌顶道场,以东大寺为中心在奈良宣传真言宗。他较为圆融乃至不惜妥协的个性,使得他在人事上依然与奈良六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教理上也对他宗采取兼收并蓄的说法;而坚持纯粹性的最澄,在晚年投身于与法相宗德一的激烈论争以及谋求设立大乘戒坛的运动中,因此疲于奔命,没能够完成自己体系性的思想。然而有趣的是,比较两宗的后续发展,真言宗在院政时期虽然也出过优秀的思想家,但就总体而言,在思想史上是停滞的;而天台宗方面有圆仁、圆珍,平安中期的源信,甚至镰仓时期新佛教的旗手也多出自天台宗,有极宽广的延展。这或许是因为,真言宗已经完成了非常完整的体系,没有更多可以增删的余地了。


这种状况是最澄会乐于看到的吗?在他灭后的第七天,朝廷终于允许天台宗在比叡山建立戒坛;而由圆仁、圆珍带动的天台密教化,又承认了“显优密劣”、“理同事胜”,与最澄生前的主张背道而驰。毕生努力,终归化作了一声唏嘘。


最后再抛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密教在平安佛教的传播中如此重要?必须承认,我对密教的了解仅仅到知其概念的程度(概念会在下文中讲空海的部分阐明),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细作考察,只在某些paper中看到过一笔带过的只言片语,所以仅将这一点内容誊出来:密教之所以被称为“秘密”教,是因为在修行方式上有很多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及充满神秘内容的特征,譬如说念咒、作法等。最澄认为,密教只是附带的东西,最终仍应该回归天台圆教,但当时的日本人渴求的却只是密教的咒术能力。这种落差,对最澄来说可谓是极大的不幸。




●与法相宗的论辩


如前述,最澄晚年时致力于二项论争,其一是与法相宗的德一进行长达五年的辩论。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乘一乘论,以及佛性论这两个问题上。




(1)三乘与一乘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过大乘佛教是由批评旧有的部派而形成的。旧有的佛教认为只有出家修行的人才可以开悟,而大乘佛教主张所有人都有开悟的可能性,应该怀有救济众生的精神,而不是局限于独善其身的开悟。天台宗奉大乘的《法华经》为经典,而《法华经》中将佛教按教义和修行者分为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这三乘是佛依众生的能力所行的方便假说。但究竟的真理只有一个,所以在三乘外还别有一大乘,这才是佛的真实本意。


而法相宗批判的是天台宗这种任何人都能开悟、都有成佛可能性(“皆有佛性”)的说法,主张“五性各别”:声闻定性,生来必成声闻;缘觉定性,生来必成缘觉;菩萨定性,生来必成菩萨,并可成佛;不定性,可以成为上述几种的其中之一;无性,不会成为前面的任何一种的人。因此,一乘才是方便,是用来鼓励不定性的人的权宜说法,有三乘的区别才是真实的,同时,亦有着注定不能开悟的人。


......用个不太恰当的评价,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吧。




(2)佛性论


这个问题跟三乘与一乘之中提到的问题是相交叉的:天台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而法相宗认为有的人是不具备佛性的。


这场论争最终以最澄的往生而告终。论争中最澄的著作大多数保留了下来,而德一的著作均已散佚,无法再从双方的角度来进行实证的探讨。不过,从结果上来看,终归是最澄的一乘主义,在日后成为了日本佛教的主流。




●后世发展


最后用一点笔墨,对最澄圆寂后天台宗的发展稍作介绍。


最澄有弟子义真、圆澄、光定、圆仁等。其中,成为第四代座主的圆仁,以及义真的弟子、第六代座主圆珍,对天台宗中密教部分的发展均有很大的影响。圆仁提出“理同事胜”,即认为在教理方面显教与密教平等,而事相(仪轨)方面密教是优于显教的。而圆珍直接主张密教经典《大日经》优于《法华经》,实际上是认为“显劣密胜”。最终完成天台密教集大成的,则要到摄关政治时期的安然了。密教化后的天台被称为“台密”,与以东寺为中心的真言宗“东密”相对应。


本觉思想、净土信仰......这些对日本人国民性影响甚深的思想,都与天台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有的人才会将天台宗称为“日本佛教之父”,甚至将它奉为“日本文化之父”。虽然有点夸大其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接个题外话,莺丸的原主足利义教就任将军前曾是第一百五十三代天台座主,在佛理上的修为不低,但为人却十分暴虐,统治时期被称为“万人恐怖”。他还曾将日莲宗和尚日亲的舌头割掉、头按进滚烫的锅里。在嘉吉之乱中,义教被赤松满祐家臣诛杀,从此室町幕府江河日下、再难回天。




◆真言宗:




●创立:


空海(西元774-835),出身赞岐国豪族,曾是京师大学寮的学生。在上学期间对佛教产生兴趣,认为自己所学的儒家经典全部为“古人之糟粕”,遂决意出家。入唐后,他投入长安青龙寺的密教名僧惠果门下,受了惠果的二部灌顶。不久,惠果灭度,他又从西域沙门受佛经密法。大同元年(西元806年),他带着《金刚顶经》等密教典籍、密教图案曼荼罗、各种法器和诗文字帖等物品归国。


真言宗初期的发展,与嵯峨天皇的支持有分不开的关系。嵯峨天皇即位时,遭遇了前朝皇后外戚干政的政变事件,后来事泄,政变受到镇压。空海在此事不久后,上表请求于高雄山寺修法,祈祷“摧灭七难”、镇护国家,因此受到了天皇赏识,在东大寺建立了真言宗的灌顶道场。弘仁七年(西元816年),空海得到了高野山作为真言宗传法修禅的场地。弘仁十四年(西元823年),嵯峨天皇把京都的东寺赐给空海。在这样的扶持下真言宗迅速发展起来,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空海对奈良六宗的态度倾向兼容并蓄,在教理判释中将他宗都包括了进去,这种做法也有利于论敌的减少,减少了真言宗的传播阻碍。在传教的同时,他也将唐朝的其他文化带入日本,并创办“综艺种智院”,无论僧俗贵贱均可入学受教,开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由于曾有接受官吏教育的经历,空海的诗文、书画也极佳,深得嵯峨天皇的信任与喜爱。他擅长草书,人称“草圣”,与嵯峨天皇、橘逸势被称为“日本三笔”。此外,空海在论诗文上也颇有造诣,对六朝、隋唐的诗文研究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主张


在佛教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被反复地讨论:密教究竟能不能算佛教?在佛教中,密教的地位十分特殊,所以在这里也只简单说一说什么是密教,对于其教义就不深入讲了。


显教的“显”,是浅显、简略、广为人知的意思;而密教的“密”,是秘奥、深奥,难为人知的意思。密教的经典形成时期比大乘经典要晚,其中较早的几支传到了中国和日本,较晚的则传到了西藏。在日本,密教被分为纯密和杂密。,像《大日经》、《金刚经》之类具有体系性、综合性说法的是纯密;而碎片化的咒术、咒语之类的则是杂密。而西藏系的密教,常常采用如下的分类法:


(1)所作坦特罗:讲有关仪式的作法;


(2)行坦特罗:外在的仪式作法的同时,加上内在的冥想;


(3)瑜伽坦特罗:讲自我与绝对者的合一;


(4)无上瑜伽坦特罗:发展了瑜伽坦特罗的说法,着重身体和生理性因素的冥想。


这四分法中,所作坦特罗相当于杂密;行坦特罗属于纯密中的《大日经》;瑜伽坦特罗属纯密中的《金刚顶经》;无上瑜伽坦特罗也属于纯密,不过大多数经典没有传入中国和日本,或只有部分传入。这四类相对应历史的时间,所作坦特罗约在西元6世纪左右,行坦特罗与瑜伽坦特罗同在西元7世纪,无上瑜伽坦特罗的时间则要更早。传到中国和日本的密教只到第三阶段,而西藏特别重视无上瑜伽坦特罗。同是密教,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那么,密教究竟有何特殊性?原始佛教以来的根本原理中,有一项是“无我”的原理,也就是后来大乘佛教的“空”,被认为是佛教中最中心的原理。然而,密教认为,密教的绝对者大日如来是永远的宇宙的实体,这与佛教的根本原理是不同的。佛教向来主张的“无我”、“空”所具有的现世否定性消失了,在密教中明显地肯定现实支配一切。另外,密教本身也承认自己的立场和一般佛教不一样,其立场是超越大乘的金刚乘。


在中国,融汇了《金刚经》和《大日经》两部经书系统的,是空海的师父惠果。但惠果并没有留下著作,随后密教也在中国渐趋衰颓,完成密教体系化的是空海。空海建立了“十住心”的体系,用以描述人们所信奉之教说的深浅、优劣之别。“十住心”中前九种为显教、最后一种是真言宗的密教,空海将其他的佛教宗派都包含在了这个体系当中,但主张密教才是最优的,是最后的“秘密庄严心”。


至于密教的基本教义:六大、四曼、三密,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





图源/《日本佛教史》,杨曾文著




◆平安后期的净土信仰与本觉思想


大乘佛教宣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处处有佛,每一个佛都有自己的“净土”。其中,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信仰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所以一般说的“净土信仰”就是阿弥陀佛信仰。


在圣德太子的年代,弥陀信仰已经传入日本,不过当时的净土概念和后来的净土概念是有差异的,这点如果深入探讨的话需要注意。奈良六宗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三论、法相、华严等宗都有过对净土的研究,但与净土信仰兴起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平安时代的天台宗(怎么又有你?)


天台宗开宗者智𫖮在《摩诃止观》中提到了四种开悟的禅定方法,其中的“常行三昧”讲通过不断念阿弥陀佛可以开悟。这种专修念佛虽被纳入天台宗体系里,但只是对称念阿弥陀佛的一种提倡。最澄创立天台宗后,在山上建法华三昧堂,但直到他去世仍没有建立起专修不断念佛的“常行三昧院”。但他从唐朝带回来的净土著作已在日本流行。后来,是圆仁正式确立了天台宗内的净土念佛法门。在此之后,又有良源、源信,使天台宗内的净土教说达到了高峰,为净土教成为独立教派提供了理论来源。


进入平安后期,日本的社会动荡不安、僧兵横行,末法思想在各个阶层之间流行着。或许正因为人世痛苦无常,宣传来世往生的极乐净土的信仰才会被广泛地欢迎吧!


这里再简略地提一提本觉思想。本觉思想主张悟性本来就已具备于我身,与主张修行才能开悟的“始觉”对峙。按照本觉思想,人的本性就是佛、现实就是净土,不需要以成佛为目标的任何修行。最澄的“真俗一贯”为这种思想提供了空间,而后它又在天台密教化的过程中逐步成熟。本觉思想不仅渗透到佛教中,还遍及后世的文化和艺术作品,感兴趣的就自行了解一下吧。




- TBC -


(参考资料等完结再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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